西安推行“互聯網+生活垃圾分類”療城市之傷

“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關系13億多人生活環境改善，關系垃圾能不能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1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要求，努力提高垃圾分類制度覆蓋范圍。垃圾是放錯的資源，一定程度上，垃圾分類體系建立的嚴重遲滯，直接導致了居民垃圾分類習慣培養十分艱難。

“過去垃圾一鍋端，扔了也就扔了。現在只要把這些廢紙、空瓶子做個簡單的分類，裝好的垃圾袋上貼自己的二維碼，再放到小區門口的垃圾箱里就能有積分，用積分還能換日化用品，真是沒想到。”家住西安浐灞半島A6區12號樓13層的朱珞芳一邊說著，一邊把打包好的已經分類的垃圾投進小區的可回收物箱內。

談起浐灞生態區這種“互聯網+生活垃圾分類”的新模式，朱珞芳深感這是一個過程，浐灞里的很多居民都在慢慢適應，也在一點點改變。“垃圾是放錯的資源”，一定程度上，垃圾分類體系建立的嚴重遲滯，直接導致了居民垃圾分類習慣培養十分艱難。

垃圾革命，你不曾知道

1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關系13億多人生活環境改善，關系垃圾能不能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要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形成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類制度覆蓋范圍。

垃圾分類、冬季取暖等事情都是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大事。未來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預言：“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計算機革命之后，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又一次浪潮，將是世紀之交時要出現的垃圾革命。”

早在2014年，西安市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數量就達8600噸，“如今，西安每天8000噸到9000噸的填埋量，按照這樣的速度，2019年年底，西安市的垃圾將無處可去。”西安世園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項目經理楊燦說。更為急迫的是，西安市目前仍沒有完善的垃圾分類處理體系，末端的垃圾焚燒廠、處理場選址建設也困難重重，面對生活垃圾、固體廢棄物的威脅，政府和百姓同樣感到壓力巨大。

在西安市建東街的生活垃圾壓縮站，紙屑、塑料、餐廚垃圾、發泡飯盒等等，都被壓縮后直接運往白鹿塬上的江村溝垃圾填埋場。“雖然這里能看到有工作人員沖洗，可依然蚊蟲飛繞，氣味沖鼻。”西安市民白若琳說。據了解，西安市唯一的江村溝垃圾填埋場是1994年建設的，原來預計用50年。運行20年時，就已經有了2000萬立方米的垃圾堆體。“很快飽和的填埋場”與“耗時10年才能培養起來的垃圾分類習慣”，使得西安市的“垃圾困局”日益加劇。

類似的問題不僅在西安出現，中國的很多地區都面臨上述窘境。同時，中國的垃圾分類一直面臨本土化難題，楊燦解釋道，中國垃圾有機物含量大，尤其中國菜中湯湯水水的廚余垃圾占垃圾總量的2/3，其中的有機物會使其變臭，而且會污染垃圾中的可回收物。

現在，人們生活富裕了，生活環境還是短板。城市病、霧霾天等近些年頻發的城市問題，對城市的健康發展造成了潛在威脅。推行垃圾分類工作，借鑒國外先進技術經驗，緊急建設行之有效的垃圾分類處理體系，也許能讓西安乃至中國補上垃圾處理這一課。

讓垃圾減量，為城市減負

“8個社區，6300戶家庭注冊參與，占社區家庭總數的60%。共收集可回收物50噸，約折合減少砍伐20年樹齡樹木870余棵，減少原油消耗590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800噸。”這是西安浐灞生態區生活垃圾分類試點項目的最新數據。

在浐灞生態區垃圾回收試點項目已經覆蓋到的小區里，不同垃圾的回收由不同的垃圾箱來完成，主要是有害垃圾收集箱、可回收物箱。“廢棄劑類層、廢棄固態層，報紙、雜志、塑料瓶、金屬廚具”等都明確標注在各自不同類別垃圾箱體的側面。居民投放可回收垃圾時，只需要放入垃圾口，轉動右手邊的輪盤，垃圾自動掉入垃圾桶中，至此，居民的初步分類工作就完成了。楊燦介紹，這些可回收物箱中的垃圾居民都貼有傾倒垃圾家庭的二維碼，每天會有工作人員開箱、裝車，運送到浐灞生態區牛寺村的垃圾分揀中心，進行人工二次開袋，檢驗垃圾成分，辨別是否有可回收與其他垃圾、有毒有害垃圾混裝，根據檢驗結果掃描垃圾袋上的二維碼，為用戶積分。最后，經過二次開袋后的垃圾按類型運送到西安市供銷體系下的企業，進行資源再利用。

瑞典SWECO環保公司曾經的調查指出，西安市每年可回收垃圾總量達450萬噸，包含12萬噸黑色金屬、16萬噸有色金屬等，價值100億元。上世紀60年代，瑞典也曾矗立著密密麻麻的燃油鍋爐，空氣污染十分嚴重，就在30多年前，瑞典的垃圾60%以上依然采取填埋的方式。而垃圾發電、供暖普及后，瑞典城市中濃煙滾滾的問題一去不返，垃圾已經成為可貴的資源，甚至有環保公司發掘舊有的垃圾填埋場，以期獲取利潤。如今在瑞典，100公斤的生活垃圾經各級利用處理后，最終的填埋量僅有1公斤。

早在2012年底，西安市政府就與全球垃圾分類利用處理最成功的國家瑞典達成一致，先行在浐灞生態區進行垃圾分類系統的試點工作，積極推進城市治理。2013年，西安浐灞生態區就開始和瑞典于默奧市展開垃圾分類收集利用技術的合作。“互聯網+生活垃圾分類”的新模式在2016年4月27日正式啟動，打通線上與線下的傳統回收渠道，提倡居民垃圾分類，截至2016年年底累計回收的可回收物就為西安減少了近50噸填埋量。

“垃圾分類并不難，平時細發點兒，自己多走幾步路投到指定垃圾桶就行。這不，23日我被評為‘社區環保之星’了。”朱珞芳說，“資源利用最大化對于社會的意義更大，每個人都應這樣。”

形成體系，任重而道遠

“兩年前我和老伴去國外旅游，看見人家國外的人扔垃圾都是分類扔的，很受觸動，回來也想這樣做。可扔到樓下的垃圾都被混在一起清理，身邊也沒人提分類這事。”浐灞半島的居民張玉子在半年多前還有這樣的無奈。而現在，有了垃圾分類項目，孫子看完的舊雜志，家里的舊報紙，洗衣液的空瓶子都能被回收再利用。張玉子雖已70歲，但積極性和參與度一點都不比別人差，家庭賬戶上已經累計509分。參加現場垃圾分類的志愿者謝靜霄說，8個月的時間她看到社區居民對垃圾的分類越來越細致、專業。社區老年人居多，注冊賬號、貼二維碼他們都不覺得麻煩，每次現場活動都拎著疊放整齊的大紙箱來，很讓人感動。

16年前，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被確定為全國第一批垃圾分類處理試點城市，可當下效果不盡如人意。從世紀之交開始的垃圾分類，有倡議、有試點，為何進展遲緩？

一直以來，很多地方將垃圾分類簡單等同于設置一個寫著“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桶，一方面市民不清楚哪些是可回收物？哪些是不可回收物？一旦標準模糊，公眾便會手足無措。“另一方面，有的地方道路上的垃圾桶雖然有標示可回收、不可回收，但市民都知道，分開投，還是要被混同運走。前端垃圾分類，末端一團糟，管理不得當。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建立分類處理的末端，才能為前端分類制造基本條件。”楊燦說。

末端決定前端，參與垃圾分類試點項目的工作人員對這句話深信不疑。目前，由西安世園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具體實施的浐灞生態區生活垃圾分類試點項目，將垃圾分為可回收、有毒有害、其余垃圾。然而，占很大比例的廚余垃圾只能被列在“其余垃圾”中。這一點，楊燦也表示很遺憾，“廚余垃圾中大量的油漬對垃圾焚燒溫度有很高的要求，只有爐內溫度達到1100℃~1300℃以上，有害物質才能充分裂解，不產生污染大氣的廢氣，但現在還沒有條件對廚余垃圾進行單獨處理。”楊燦說，“巴西有‘垃圾換食品’的計劃，深圳有生態農場，都把廚余垃圾變廢為寶。目前，西安市還沒有建成專門處理廚余垃圾的處理場。”

今日的中國是生產大國，但生產、消費、分解缺一不可，如何分解消化這些生產、消費之物，將其順利歸位，是當務之急。從瑞典、德國等地的經驗也讓人們有了更多啟示。垃圾處理的“瑞典經驗”，其技術創新部分主要是將35%的有機廢物回收后變成沼氣，將廚衛垃圾從和污水系統分離的特殊管道輸送至沉淀池，進行分類處理。而“瑞典經驗”的最精華部分并不在于高明的垃圾處理技術，而在于公民人人參與、分類徹底、行之有效的垃圾處理體系。